□刘嘉耘（前旗）

葵野拱卫 阴山苍莽 曹新林/摄

乌拉特前旗很美，美在灵山秀水，美在人文底蕴。是难得的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于一身的灵秀之地。可你知道，在古诗词中乌拉特前旗究竟有多美吗？

乌拉特前旗在上古时期，属于雍州的一部分。战国时赵国在西北边境设立九原县，其治所位于今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村附近。秦始皇扫清六合后实行郡县制，始设九原郡，辖地包含今乌拉特前旗境域。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将乌拉特三公旗从西拉木伦河西迁至乌拉山一带驻牧，以加强边疆戍卫，乌拉特前旗正式建制。

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深厚历史人文的积淀，使得描写乌拉特前旗的古诗词多了历史的沧桑，也多了家国情怀的感慨。

一

田园之美，美在生产生活，美在人与自然。

民谣《衣食》：“田于何所？河南之土，衣食大漠，亿万之口。”反映了河套地区自古就是粮食基地，其中包括乌拉特前旗境内大部分地区。《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自古至今，黄河较大改道有六次，最后一次才改道至现在乌拉山南麓的位置。先秦时期，黄河是走北河道的，即现在的乌加河。乌加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五原郡和朔方郡等地为河南地，河南地秦时叫做新秦中。

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不仅描述了当时的草原地貌和耕牧状况，还折射出了风土人情。“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以及唐代张敬忠的《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其意境之浩渺，让人胸襟开张，为之震动。

塞北诗人冯曦的《乌拉特前旗公务处候刘委员允臣》：“初入毡声蒙古游，三湖河畔畅双眸。红衣少妇驰单骑，黄发童儿逐乳牛。酒劝主人情恳恳，眼穿节使望悠悠。客居半日消闲甚，几次川前看水鸥。”和《五原道中》：“不溯雄藩盛汉唐，翻言地利辟蒙疆。黏天草色随秋老，映日河光共麦黄。雨湿马蹄嗟路远，道穿柽柳觉风凉。受降遍访今何处，里巷仅知杨六郎。”

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家和教育家张相文在描述自己在乌拉特前旗的工作经历时情真意切，读来令人赏心悦目。他在《乌拉山南道中》写道：“荡荡南山道，游踪怯恼包。广垣车并驾，独树鸟争巢。羊栅红围柳，盐田白起硝。乘风同一快，帆影映征轺。”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情趣跃然纸上。

二

烽烟之美，美在荡气回肠，美在不屈的精神。

根据西夏学专家聂鸿音于《黑山威福军司补证》一文考证：阴山旧称“午腊蒻山”“牟那山”“莫尼山”，皆为汉语“黑山”的音译。这正好与蒙古语中“达兰喀喇——七十个黑山头”相符合，乌拉山即为黑山。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面，一幅宋辽时期的西夏地图上，把阴山山脉偏西的乌拉山标注为“黑山”。

关于黑山的古诗词多不胜数。其中唐代柳中庸的《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就是一首典型的讴歌旗域历史遗迹的诗歌。诗中的几个关键词都和乌拉特前旗有关：黑山、黄河。黑山是指的乌拉山；黄河指乌拉山脚下的黄河。

另一个关键词是“五原”。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卫青、李息出高阙，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郡是旗境在汉朝时期的总称，其地域范围包括今包头市、乌拉特前旗、五原县等地。历代诗人吟咏五原的诗词宏富，不可胜数。

隋唐时期，隋炀帝在今乌拉山北的乌梁素海西岸筑大同城，重兵守卫，以拒突厥。公元607、608年，隋炀帝两次出塞北巡，题诗《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开中原王朝皇帝亲临塞北藩属政权巡视的先例。“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鞲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隋朝名将杨素在《出塞》中写道：“树塞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隋朝诗人虞世基也有同题诗歌：“穷秋塞草腓，塞外胡尘飞。徵兵广武至，候骑阴山归。”这些诗词大多都是描写塞外征战时所见场景，写得如此荡气回肠。

唐代李白的《塞上曲》：“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诗中对五原郡景色和战略地位记叙翔实，有诗史之功用。

乌拉特前旗特有的人文地理条件和险要的军事战略位置，使得旗境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诗词文化生发地。一首有名的古词便是南北朝民歌《木兰辞》。“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描写的就是花木兰替父从征，北击柔然的慷慨之歌。

三

边塞之美，美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唐代有众多诗人热衷写边塞诗，其中，李白的《千里思》、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白居易的《赋得古草原送别》、王昌龄的《出塞二首》、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城傍少年》、刘禹锡《送浑大夫赴丰州》、贾至《出塞曲》、徐彦伯《春闺》、鲍溶《塞上行》、周朴的《塞上曲》《塞上行》、常建的《塞下曲四首》、高适《塞下听笛》、张仲素《王昭君》等诗作皆为边塞诗佳作。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和古迹，大都在乌拉特前旗境内。其中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脍炙人口：“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另外关于秦长城的古诗词历代有不少。如唐代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胡曾《咏史诗·长城》：“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元代柯九思的《秦长城》：“驱车出长城，饮马长城窟。朔云黄浩浩，万里见秋鹘。白骨渺何处？腥风卷寒沙。蒙恬剑下血，化作川上花。”

当年昭君出塞时居住的光禄塞也在元好问的《阮郎归·独木桥体》中出现：“别郎容易见郎难。千山复万山。杨花帘幕晚风间。愁眉澹澹山。光禄塞，雁门关。望夫元有山。当时只和锁雕鞍，山头不放山。”

明代黄佐的《用兵河套二首》实为难得的旗境诗词。“昔日开平将，长年髀肉消。黄河屯地险，白草隔天骄。河套深藏马，阴山远射雕。受降城上月，曾照霍嫖姚。” 此诗写得生动形象，将河套的战略地位概述无遗。屈大均的《河套五首》有一首气势颇大，与黄佐诗可以并驾齐驱：“三面黄河阻，千群铁骑飞。受降城已没，白马将无归。风乱哀笳曲，霜生利剑威。赫连台上望，杀气接金微。”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诗词描述了乌拉特前旗的壮美风光，也说明了乌拉特前旗自古就是战略重地，更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杨开昌（临河）

河川沃野铺展如画 张和平/摄

阴山脚下黄河岸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河套平原。在这里，黄河与阴山共同滋养了肥沃的原野，也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从秦汉长城的残垣断壁到数量众多的阴山岩画，从古老的烽火台到神秘的古城遗址，每一块石头、每一道沟壑，都诉说着河套历史的悠久。在这里，多民族人民共同挥洒汗水播撒希望，收获的不仅是物质成果，还有精神硕果，展示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在这里，无论是激昂的二人台，还是悠扬的爬山调，都承载着河套人的情感与记忆。在这里，从古老的灌溉系统到现代的农业技术，无不体现出河套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在这里，人们正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化，正从传统的农业地区，逐步转变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高地，展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所有的一切，都源自河套人民的文化自信，也是河套人民精神世界的瑰宝。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文学作品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创作者通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将古老的神话传说、传统的民间故事、独特的风俗习惯等融入创作之中，使作品成为传承和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媒介。这样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强化了读者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张志国的长篇小说《新生》就是一部彰显文化自信的精品力作，它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逼真的生产生活场景、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艺术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向广大读者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河套文化与北疆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引导读者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和现代性转化，从而促进文化自信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新生》将叙事背景设定于巴彦淖尔广袤大地，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脉络之中，诸如陕坝、塔尔湖、乌加河、五原、西山咀、马道桥、缠金渠、三道桥、阿贵庙、巴音乌拉、川井、黄杨闸等。这些地名不仅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更深蕴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作者尤为精妙地阐释了陕坝、塔尔湖等地名由来与历史沿革，使之焕发独特魅力。地名，乃人类社会赋予特定地理实体或地域之专属标识，其诞生与演变凝聚着当地民众的集体智慧。河套地区的地名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不仅铭记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还娓娓道来了跨越千年的民族精神传承，承载着该地区的悠久文明，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因此，河套地名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实为无价之宝，它们对于弘扬河套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作者以传说的形式，详细阐述了乌加河这一名称的起源与演变。尽管传说非历史事实，却深刻体现了民众在征服自然、重塑山河面貌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与不屈。此类传说不仅承载了人民的喜怒哀乐，还映射出他们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劳动人民在借助传说阐述地域特色时，常将历史人物与事件融入其中，此举彰显了他们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对故土的眷恋。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魅力在于其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以及所蕴含的解释性、历史性与神奇性特质。解释性在于，传说不仅揭示了某一地域的存在之物，更追溯了其背后的故事与缘由。历史性则体现在，传说往往将某一自然或人文景观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紧密相连，赋予了其深厚的历史底蕴。而神奇性，则是传说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它通过夸张的情节、丰富的幻想与魔幻的改编，营造出一种浓烈的神秘氛围，令人叹为观止。作品中关于乌加河的传说，正是多民族人民对先辈崇高敬意、深切缅怀与感恩之情的生动体现。它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英勇与智慧，同时也折射出人们对“德合天地，止于至善”这一中华德善文化的不懈追求与崇高向往。

作品中详尽描绘了河套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诸如“二才的祖父自陕西府谷逃荒至后套初期，栖身于红柳地，以编织红柳箩筐为生，换取生活所需”“时至正午，军分区职工食堂的厨师精心准备了一席后套特色猪肉烩菜，款待众人”“乡间妇女提及自县城邀请的防疫人员，其面容白皙，宛若去皮蔓菁”“依循传统，秋水丰盈之际，两岸居民自发汇聚河畔，于长老引领下共放河灯，祈愿祈福”“芦草丛中，两头雄壮的公驼正激烈争斗，气势磅礴”。这些细腻的刻画，生动展现了河套地区独特的民俗活动风貌，包括利用红柳编织生活用具、后套人对烩菜的偏爱、蔓菁的种植与食用、河灯祭祀仪式以及戈壁红驼的饲养等。每一种民俗文化的背后，都深藏着该地域独特的文化基因，它们以民间性、大众性和习俗性为特点，承载着民族的情感记忆与心理遗传密码，是华夏儿女血脉相连、族群认同的纽带，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作为社会认同感的基石，民俗文化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与自豪的文化瑰宝。作品中展现的河套民俗，不仅是该地区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生动体现，也是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有力证明，它们已经深深融入河套人民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宝贵的生存智慧与文化财富，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用方言写作，是《新生》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方言词汇，比如务役、鸽娄娄、周正袭人、咬喃、没底据、芦草圪卜、漾黑嗓子货等等。作品中河套特色的歇后语和串串话使作品更富表现力，比如“一吃一喝一吸溜，阳圪崂崂一圪蹴”“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芦草秆秆一根——空圪筒”“公鸡戴嚼子——兜不住了”“烟筒上招手——往黑路上引我了哇”等等。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属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方言属于一定地域范围内民众的生活交际用语，承载着民众的情感粘连，地方的风俗、文化及艺术都以方言为基础。河套方言的形成与历史上的“走西口”密切相关，保留着晋陕方言的基本语音特征，同时受到本土蒙古语、北方官话等地区语言的影响，并与兰银官话和中原官话等地方语言不断融汇而形成，具有输入性、地域性和融合性等特征。河套方言兼容并蓄、风趣朴实，体现了巴彦淖尔人民的敦厚勤劳、质朴进取、热情大方的优秀品格。河套方言是了解河套文化、河套历史、巴彦淖尔风土人情等的一把钥匙。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使用，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并行不悖，扎根民间文化土壤的方言仍有其独特文化价值。在文学作品大胆运用方言，是方言保护的一种方式，《新生》这部文学作品所运用的河套方言，更是蕴藏着河套文化的精髓。在细细品读这部作品之时，耳畔仿佛回荡起那熟悉的乡音，众多读者的心间不由泛起故乡泥土的醇厚香气，勾起了深埋心底的乡愁记忆。在这充满乡土气息的俚语乡音中，读者得以深切体验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增强了对这片土地及其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归属感。

《新生》这部作品，详尽记录了在巴彦淖尔广袤土地上，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生活故事，其细腻笔触深刻展现了河套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精髓。正是这种文明内在的聚合力，构筑了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携手并进的良好局面，共同构成了我们文化自信的立体坐标。唯有文化自信，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只有守住文化根脉，方能拥抱世界潮流。阴山脚下黄河岸边的文化自信，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是一种不竭的动力，更包含对未来的展望。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河套人民正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厚实着文化自信的底气，续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